然而，克里希纳莫尔蒂认为，美国的失败并不在于其国力、科技或人才等硬实力，而是败在了自己设计的一场局势之中。虽然美国本应拥有不少筹码，但由于短视的政治计算，这些筹码逐步被消耗掉。美国在战略上主动降低标准，将一场长期竞争变成了零散的交易和买卖。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今年10月的韩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的中美高层会晤。那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首次与中国的高层面对面会谈。从公开报道来看，这次会晤带来了关税降低、芬太尼相关关税从较高水平下调至10%、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恢复部分稀土出口等协议，看似是一次氛围友好、双方都有收获的稳定局势之旅。然而，在克里希纳莫尔蒂看来，这更像是一场不对等的战略让步。为了换取在芬太尼、大豆和稀土上的短期承诺，美国在关键领域做出了明显的退让。比如，出口管制有所放松，部分对华贸易壁垒单方面撤销，甚至在涉及未来海上力量基础的造船业上，也放宽了竞争压力。对于了解军事力量的人来说，支撑强大蓝水海军的并不是几艘光鲜亮丽的军舰，而是背后那条完整的造船产业链和相关的制造能力。一旦在这方面放松警惕，未来在海权竞争中的空间就会逐渐缩小。尽管中国在会场上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实际的情况并不那么乐观。相较于年初，美国制造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并没有明显降低，企业在准入、审查、补贴等方面仍然面临复杂的博弈。换句话说，看似达成了一些交易，但美国整体经济安全面临的结构性风险并未减轻。
克里希纳莫尔蒂认为，这并非一次谈判技巧上的失误，而是对形势的本质误判。他指出，美国仍然把中国当作一个能够最终靠大单安抚的贸易伙伴，却忽略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某一年的贸易顺差，而是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的主导权。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强大不仅仅来自经济和军事实力，更源自于它背后庞大而稳固的盟友网络。
以目前的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例，七国集团成员中，除了美国外，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是美国的盟友或紧密伙伴，这些国家合计的全球GDP份额接近40%，在军事开支上更接近全球的一半，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本应是美国相较中国的最大优势，不仅自身强大，还站在一个庞大同盟体系的中心。然而，在美国优先战略的极端推行下，这一战略资产正悄悄地被挥霍。
这种思维模式在美国对印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印度是一个人口庞大、增长潜力巨大的国家，无论是在地理位置、经济规模，还是在对抗中国的战略意义上，都被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平衡的关键支点。然而，在实际交往中，美国更多将印度视为一个需要在产业链上防范的竞争者，而非可以在秩序塑造上依赖的长期伙伴。关税摩擦、经贸争端和舆论上的互相指责让本应逐渐靠拢的两国关系布满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受益的并不是华盛顿和新德里，而是北京，至少在战略布局上获得了更多的空间。
克里希纳莫尔蒂认为，美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缺乏实力，而是在于没有将这些实力集中于最关键的方向。他指出，美国社会具备极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动力，从二战时期的工业动员，到冷战期间的科技竞赛，历史上，美国在压力下不断完成技术突破和体制改革。今天，美国依然拥有全球最完备的科研体系、最具吸引力的顶尖大学、最成熟的长期资金市场和产业孵化环境，并且具备较强的政治纠错机制，能够最终靠选举、舆论、司法等多种途径不断调整政策。如果大国竞争是一次长期的赛跑，而不是短期的零和博弈，美国完全有条件通过强化自身的基础来保持优势地位。
他认为，真正的胜利并不应该只看对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字变化，而是要让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具备足够的韧性，以抵御任何形式的经济胁迫或军事威胁。他建议，美国需要加大对理工科人才和基础科研的长期投入。研究表明，到2025年，中国授予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博士学位的数量将接近美国的两倍，而且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在高端产业、军工技术和前沿科技的竞争中，中国的本土人才储备将持续扩大。如果美国仍自认为是创新的国家，那么就需要拿出像曼哈顿计划那样的决心，把理工科教育和关键技术探讨研究作为国家生存的工程来对待。
此外，美国还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布局来确保关键原材料和战略矿产供应的可控性。目前，中国在全球许多关键矿产品的产能和加工环节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分析和国会听证会指出，中国能够最终靠调整价格和出口配额来在全世界内形成话语权。最后，美国还需要重建中产阶级的信心，恢复社会对制度的信任。冷战时期，美国制度优势的信心，部分来源于中产阶级的广泛存在，只要大多数人相信自身能在经济上向上流动，就更容易认为现有制度值得维护。
然而，克里希纳莫尔蒂认为，现阶段白宫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这样一些方面，反而削弱了那些敢于直言不讳对中国提出挑战的机构。那些只关注短期经济利益、花言巧语的人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空间，这种行为不仅模糊了北京对华盛顿的威胁，也削弱了美国对未来长期发展的动力。他认为，美国在客观条件上本应拥有优势，但由于领导层的错误判断，使得美国在这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不过，克里希纳莫尔蒂的观点也有一定偏颇，将问题过度归结于领导人的失误，忽略了中国近年来在教育、科研等领域的巨大投入。无论是STEM博士培养数量的迅速增加，还是研发投入接近甚至超越美国的总量，抑或是在电动车、电池、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上的突破，都表明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创新强国。这种结构性变化，并非某一任美国总统的几次失策就能引发的。
将美国面临的挑战完全归因于某位总统让中国赢了，虽然这种观点容易为国内舆论所接受，但它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非真正的战略分析。实际上，即便在最理想的政策选择下，美国也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几乎无可匹敌的优势；只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持续投入、稳步发展，全球的力量格局就一定会发生一定的再平衡。